戊戌政變 是袁世凱告的密嗎?

“八月初四黎明，上（光緒）詣宮門請安，太后（慈禧）已由間道入西 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奏章攜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 意。’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機為辭，臨朝訓政，凡上所興革悉反之。”——惲逸鼎《崇陵傳信錄》

戊戌政變前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一節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可說是歷史上少見的一段宮廷秘聞。究竟他們之間談了什麼？至今眾說紛紜，留下重重疑團。而袁世凱是怎樣告密，也沒有形成統一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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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點重重的傳統說法

傳統的說法認為：因袁世凱告密而導致慈禧政變。譚嗣同八月初三夜（西曆1898年9月18日） 訪法華寺，請袁世凱發動兵變，袁假意答應譚嗣同，但於八月初五下午返回天津後，即向榮祿告密，榮祿立即回京向慈禧告變，後党於八月初六發動政變，這是最傳 統的說法。其實通過對戊戌變法失敗的分析不難發現，根本原因應當從統治集團的保守性及其內部矛盾中找尋，其次應當檢討改革陣營自身素質的缺陷以及戰略策略 上的失誤。

近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家對傳統說法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袁世凱在八月初五上午覲見光緒後，即乘火車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凱《戊戌紀略》）。袁趕到榮祿處告密，已在夜間，當時京津之間的火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榮祿於八月初五夜間萬萬趕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實行訓政卻在初六上午。

多年來，袁世凱是反面人物，他的《戊戌紀略》（即《戊戌日記》） 也就“因人廢言”了，而梁啟超的記載則被視為信史。但梁的《戊戌政變記》中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之內容當據譚嗣同轉述，系流亡日本後追記，並且袁世凱告密這 節，梁並非當事人。《戊戌政變記》中梁啟超諱言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稱此為守舊派的誣陷。其實除《戊戌政變記》外，當時幾乎所有的資料均表明維新派確有此密 謀，最近發現的維新派激進分子畢永年的《詭謀直紀》（畢永年是湖南長沙人，與譚嗣同交好。《詭謀直紀》以日記體記錄了他在北京的活動，其原件藏於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更是不可辯駁的鐵證。所以完全有必要懷疑《戊戌政變記》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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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為何不馬上下旨捉拿譚嗣同

當然也有些學者認為：八月初六慈禧實行政變時，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那譚嗣同是慫恿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后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后絕不會放過他，何以上諭中只命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如果有圍園劫太后之謀，則是大逆不道，上諭中何以罪名僅僅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直到八月初九，才下令逮捕譚嗣同，此時罪名才是“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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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紀略》漏洞百出

袁世凱在《戊戌紀略》中說，譚嗣同深夜來訪，再三要求袁世凱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並說：“不除此老朽（慈禧）,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不肯答應。袁世凱在《戊戌紀略》中直言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回天津後立即找了榮祿。袁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時期，告密是忠於皇太后、忠於清朝的表現，毋庸諱言。

可是《戊戌紀略》存在幾個疑點。
1. 包圍頤和園，殺西太后，這是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件，袁世凱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在 北京告密。守舊党慶王奕劻、剛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凱的朋友，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初四一天何以袁無所動作？
2. 袁世凱說，初五返津見 榮祿，“略述內情”，忽有客人葉祖邽入坐，只好等明天再說。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事態一觸即發，難道袁世凱不會糊塗到不能稟明榮祿有要事相告，設法把客人支走？
3. 第二天上午榮祿來訪，袁世凱和盤托出圍園殺太后之謀，按理榮祿應立即行動，可兩個人“籌商良久”，研究如何保全光緒。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二人卻在那裏瞎操心光緒的安全，這豈不蹊蹺？袁世凱在以上所引《戊戌紀略》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因此不可偏信。

八月初四政變即已發動，而維新党諸人有個錯覺，總認為政變要到天津閱兵時才會發生，其實政變之謀已如箭在弦上。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 守舊派時常攻訐維新派，並在太后面前泣訴皇帝妄變祖法，要求慈禧重新臨朝訓政。慈禧本來就相當反感維新派，此時忍耐幾乎已達到極限。八月初三楊崇伊上的一 道密折點燃了政變的“雷管”。這道密折顯然是楊崇伊在天津與榮祿等舊派大臣商量後而擬的，核心內容是請太后重新訓政，附帶有一條爆炸性的消息：光緒馬上要 見伊藤博文（八月初五光緒帝確實在西苑接見伊藤博文），而且聘請他到中國政府來當顧問，祖宗所傳之天下，要拱手讓給伊藤博文。並有謠言稱伊藤博文是由康有為勾結而來，目的是要綁架太后到日本，光緒也參與了預謀。

大多學者認為政變是八月初六發動的。但負責光緒帝起居的惲逸鼎在《崇陵傳信錄》中清楚表明，八月初四這天，也就是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若干小時之後，政變就已經發動了。據《德宗實錄》，太后初四由頤和園還西苑駐蹕（根據清宮《穿戴檔》記載，光緒在初四卯正到乾清宮見母后，而其他檔案則記載慈禧在申刻或酉刻曾到達西苑）。當天光緒即離開他日常居住的養心殿，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後來被長期幽禁之所在。那麼，光緒在初五還陛見袁世凱和伊藤博文，又作何解釋呢？

查袁世凱《戊戌紀略》所記初五面君時：“上為動容，無答諭。 ”而眾多記載中光緒有密詔給他的情節，袁世凱卻沒有隻字提及。數天前聖眷正隆，勉勵有加，臨別何以無語？光緒要麼是此時已經被控制，要麼是已經意識到被這 個臣子出賣了。根據伊藤博文在《謁見清國皇帝陛下始末》中的記載，光緒的談話多是些禮儀性的問答，與他被幽禁以後所扮演的角色，沒有太大區別。為了減少外 交上的壓力，在已預先安排好初五日會見伊藤博文這一活動沒有過去之前，慈禧沒有發出訓政的懿旨。實際上維新派自八月初二以後，就沒有得到光緒發出的任何信 息，至少在初四以後，光緒已處於被控制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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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的告密是落井下石

根據袁世凱之子袁克齊記載，當譚嗣同離開後，“大人（袁世凱）就匆匆去某親王處。過了幾天，聽說太后把光緒皇帝囚在瀛台，把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個人殺了”。楊度在日記中也直指：“時袁在京，譚複生以兵挾之，袁已告慶王，事遂敗。”

這個說法並非沒有可能。前文所說：有學者以八月初六只下令緝拿康氏兄弟，譚嗣同到初十才被捕為由，作為袁氏被迫告密在後的佐證。這種觀點可備一說， 但也必須注意到：首先，“圍園劫後”之謀關乎封建人倫，需要拿到確切證據，慈禧從搜檢的奏章上查不到證據，故要先抓幕後主使人康有為；其次，變法首腦人物 康、梁在逃，清廷盡可留下譚作為誘餌，直到確信捕獲康、梁無望，才最後收網；第三，還存在一種可能性，即袁初四淩晨只舉報有人謀危宗社，後來才扯出譚嗣 同。北京告密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需要補充的是袁世凱的告密應該是發生在政變之後，也可能是政變之時。

榮祿的親信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載另外一幅情景：袁氏八月初五回津見榮祿，說有人“結黨煽惑，謀危宗社”，但是還想給自己留條後路，故沒有說出譚嗣同的密謀；初六楊崇伊從北京帶來太后訓政的消息，袁害怕康有為被捕，從而供出譚嗣同訪袁于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殺西太后的密謀，和盤托出，且“袁乃跪求榮為作主”。陳夔龍在戊戌政變後不久，即調到榮祿幕府，是榮祿的親信，官至湖廣總督、直隸總督。他和袁世凱不睦，消息來源應是從榮祿處來。而袁世凱的親信張一磨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記與陳夔龍類似，並補充：在袁告密時，榮祿已知政變消息，且“令衛兵夾道羅列”。 這點很值得注意。由於光緒已封袁為兵部侍郎，榮祿也心存疑慮，故而見袁時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見維新派大勢已去，故說出實情。張一磨在1903年 入袁世凱幕府，長期隨袁工作，為袁親信，所說必在北洋幕中所聞，或是袁世凱親口所說。從《戊戌紀略》那些吞吞吐吐的敍述中，也可以看出袁世凱搖擺不定的心 情。

無論是北京告密還是天津告密，袁世凱出賣維新派確鑿無疑。袁在戊戌政變中間所起的負面作用不能小看，袁的告密是戊戌政變強有力的助推器。當時的袁世 凱已經被綁在了維新黨的戰車上，無論他願意與否，都將與這個大事件發生必然的聯繫。袁告密的內容又由楊崇伊帶回北京，守舊派這時才知道兵變圍園的密謀。由 于袁世凱告密，事態立即擴大，八月初九遂有旨：“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上諭）。北京和其他地區隨即展開了大範圍的搜捕，並不經審訊於八月十三日處決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狀，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這道諭旨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已反饋到了北京。

袁世凱事後的告密，使維新黨雪上加霜，譚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之死，怕是與袁脫不了干係。

轉載自<百家講壇>

譚嗣同到初十才被捕為由，作為袁氏被迫告密在後的佐證。

袁氏被迫告密在後,因為袁世凱和康有為過從甚密(二人見面機會不多, 多數透過中間人連絡)。


1895年，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以後，袁世凱也向光緒帝上書，陳請變法。同年夏天，康有為已四度上書，都察院等部門拒絕代陳，袁世凱即請求督辦軍務處代陳。強學會成立之後，袁世凱也積極參與(當然是捐銀子)，稱為強學會的發起人之一。

十一月，經李鴻章舉薦,袁世凱付天津小站操練新式陸軍，康有為上京前在小站盤桓數日，袁世凱表現出支持變法、積極維新的熱誠,康有為對袁的印象極好，認為："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為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 才……"

七月，變法維新如日中天，其時袁世凱與維新派建立了聯繫。維新派主要是看重袁的兵力，而袁則想通過維新派的薦舉，升官晉爵。當然，袁世凱官位已高，不便和維新派公開來往，他便派是徐世昌充當聯絡人。袁世凱對變法維新的關心，騙取了維新志士和光緒皇帝對他的信任。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終於破格提升他為候補侍郎，專辦練兵事務。並允許他可以不受榮祿節制，各辦各事。

如果政變成功 袁就是大功臣。

袁害怕康有為被捕，從而供出譚嗣同訪袁于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殺西太后的密謀，和盤托出，且“袁乃跪求榮為作主”。

好明顯袁世凱和盤托出 譚殺榮圍頤之事 做對了。當時袁在天津向榮祿痛哭流涕地表達了對國家(對太后)忠心，揭發維新派的密謀，得到榮祿的信任。

在榮祿和袁世凱一同付京,慈禧罵袁:"首鼠兩端"幾乎要了袁世凱的人頭。正是榮祿極力保他，才使得袁世凱得以倖免。
及後有人舊事重提袁世凱首鼠兩端, 榮祿說:"我看他不是。他是我的人。"
袁世凱自此士途順境，日後更成為北洋骨幹，並被提升為工部右侍郎。最後成為北洋的最高統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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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鼠兩端 成語
出處:
《史記 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儒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
意思:
首鼠：鼠性多疑，出洞時一進一退，不能自決；兩端：拿不定主意。在兩者之間猶豫不決又動搖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