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death is a tragedy; a million is a "revolution"---伊朗人民起義以及各國過往的人民運動

新日伊朗總統選舉被指舞弊，國內爆發1979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德黑蘭大學及其他高等學府也有學生參加示威，伊朗當局定決鎮壓，軍警周日血洗校園，槍殺學生。

今日仍有數千人重返街頭抗議

伊朗人民繼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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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日，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從巴黎返回伊朗；之後不久的2月11日，霍梅尼就執掌了伊朗大權，這一天被定為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日"。此前的1月16日，伊朗國王巴列維逃亡國外；4月12日，霍梅尼宣佈成立伊斯蘭共和國。在伊朗革命30週年之際，德國之聲記者就歷史背景作一回顧。

　　伊朗伊斯蘭革命在1979年初發展到最高潮，但它的起因卻可以追溯到1953年，而且它的影響也持續了許多年。1953年，將石油企業國有化的民選總理莫薩德赫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陰謀下被軍隊推翻，使當時流亡羅馬的伊朗國王巴列維返回伊朗成為可能。

　　之後，共和派，左派及穆斯林保守派反對黨與國王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巴列維國王動用秘密警察鎮壓迫害反對黨。同時，由於巴列維是在美國的支援下上的臺，所以對美國的依附性越來越強。伊朗成為巴格達條約國的領袖，其軍隊也配備了美國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

　　六十年代，在美國的敦促下，巴列維國王進行了旨在縮小貧富差距的"白色革命"。他下令進行土地改革，推行廣泛的教育計劃，併為婦女爭取更多的權利。但這一切來得也許太遲了。反對巴列維的呼聲越來越高。反對派不滿意巴列維國王依附美國的做法，也反對其政教分離的政策。

　　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或遭逮捕，槍斃，或被驅逐出國。霍梅尼當時就是因為批評巴列維的白色革命違反伊斯蘭法規而被驅逐出境的。1964年，霍梅尼被遣送到土耳其，稍晚他又流亡到伊拉克。1978年他在巴黎找到了庇護所。而在伊朗，不同的政治及宗教組織都在極力進行著反對巴列維國王的宣傳活動。偷渡入境的霍梅尼煽動推翻巴列維統治的錄音帶更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78年初，巴列維政權開始組織對霍梅尼的反擊，把他描繪成一個外國間諜和野心家。這引發了伊朗國內的示威浪潮。警察與示威者，特別是霍梅尼的追隨者不斷發生暴力衝突，造成幾百人的死亡。1978年阿巴丹電影院的一起縱火案奪去了477人的生命。全國的示威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九月初，巴列維國王在許多城市下了戒嚴令。而在首都德黑蘭，軍隊向示威群眾開槍，造成血腥屠殺慘案。

　　巴列維國王的地位受到嚴重威脅。而這時美國也拋棄了這位當初的盟友。華盛頓沒有象1953年那樣幫助巴列維。1978年11月，軍隊接管了政權。巴列維國王1979年1月任命巴克提雅爾為伊朗總理，企圖挽回頹勢。幾天之後，巴列維逃離伊朗。巴克提雅爾2月5日提出辭呈並流亡國外。幾年後，他在巴黎被謀殺。

1980年，伊朗孔雀王座上的最後一位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帶著巴列維王朝流亡中的最後一點點尊嚴死在開羅的醫院裏。對於在德黑蘭發號施令、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而言，這是真主的懲罰最終降臨到暴君頭上。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當然不是一個非凡的人物。作為一位自上而下發動一場“革命”的夢想家，他夢想搬走壓在數千萬臣民身上的一座大山，卻把大山挪到了巴列維王朝脆弱的肩膀上；他夢想從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入手，引導伊斯蘭的伊朗走出先知穆罕默德時代，步入現代化的進程。

在巴列維的“白色革命”將第一批燈紅酒綠的酒吧、道德敗壞的影院迎進德黑蘭的街道之後，波斯灣岸邊這個進入暮年的王朝像一艘奢華的泰坦尼克巨輪，匆匆駛近了黑暗中悄悄等待的冰山。

孔雀王座上的末代皇帝除了炫耀他的寶石和巨大的石油財富，還一廂情願地設想拿一個泥沙俱下的世俗天堂替換先知們的理想王國。他的不幸在於：他忘記了先知們的詛咒，往往是一個王朝不能承受的憤怒。在一個人們依照《古蘭經》一成不變的教誨安排生老病死的國家裏，一個犯了眾怒的世俗權勢者，惟一剩下的路途便是通向墳場……

阿亞圖拉•霍梅尼在他所屬的先知世界裏當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巴列維國王的“墮落”和粗俗激怒了阿亞圖拉聖潔的心靈，國王的40萬軍隊也無法剝奪他在精神領地裏安然享有的崇高權威。

作為一個拿畢生的精力注釋經書的神學家兼倫理學者，阿亞圖拉•霍梅尼的力量來自他對世俗權力根本上的輕蔑。對他而言，《古蘭經》上的枯燥經文正是古典的 “聖戰武士”們握在手中的新月彎刀，信仰可以堅如磐石，更可以像脫韁野馬一樣，為實現一個夢想賣力爭戰。在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的構想醞釀成熟之後，禁欲的導師終於第一次有了發起一場“伊斯蘭革命”的念頭。

在聖城庫姆的清真寺裏，霍梅尼用他一以貫之的虔誠將信徒們訓練成一支由什葉派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鋼鐵大軍。巴列維的“革命”與霍梅尼的革命像兩輛高速行駛的火車撞在了一處。在碰撞之時，霍梅尼一手高舉《古蘭經》、一手高舉《憲法》，像一架衡量宇宙的天平，用聖書上每個人都能聽懂的莊嚴聲調，預言了巴列維王朝的末日。

可是，巴列維國王沒有為反叛的霍梅尼準備一具絞架，而是將後者放逐到沒有波斯人的土耳其。巴列維完全低估了霍梅尼這個稱號所蘊含的潛在力量。

流亡的霍梅尼在埃菲爾鐵塔支起了一個巨大的帳篷，建成了一個革命的流亡指揮部。就像遙控一枚爆炸裝置，他在千里之外遙控了德黑蘭的一場革命。

1979年1至2月初全國陷於混亂、示威活動迅速蔓延、政府重組、德黑蘭街頭發生屠殺事件、巴列維國王離開伊朗。

1979年2月1日，阿亞圖拉•霍梅尼帶著勝利者應有的驕傲，乘坐一架噴氣式飛機回到了德黑蘭。

1979年2月4日，巴列維王朝最後一任總理巴赫蒂亞接受德黑蘭電臺訪談時說：“伊斯蘭共和國”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字眼，對我、對你、對整個伊朗都是無法容忍的……我既不會同巴列維國王，也不會同霍梅尼妥協，我不會允許霍梅尼組織一個過渡政府……我會用汽油彈對付汽油彈……

1979年2月10日，忠於巴列維國王的帝國衛隊同效忠霍梅尼的空軍部隊發生激戰。

1979年2月11日，伊朗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發佈公告：考慮到目前形勢，伊朗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今日早上10時30分舉行會議，一致同意在目前政治衝突中保持中立，以避免進一步混亂和流血。介入衝突的軍隊已被命令返回軍營。伊朗武裝部隊以前是、今後永遠會是神聖愛國的伊朗衛士和支持力量。“這是德黑蘭，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聲音……”“2500年的君主獨裁結束了！”德黑蘭電臺、報紙都在呼喊。

虔誠的霍梅尼以超音速的速度將伊朗引進了一場“聖戰”，結束了巴列維王朝，把伊朗帶進伊斯蘭共和國時代……

這是又一個道德上清潔得像絲綢的理想國。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伊朗，也就是從2500年前到西元1936年都叫波斯的這個國家最後一個國王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當時的伊朗國王禮薩．汗雖然宣佈伊朗保持中立，但伊朗是亞洲的雅利安人國家，兩次世界大戰中，它都與德國站在一起。英蘇聯軍1941年9月17日進入德黑蘭，逮捕了那裏包括外交官在內的所有德國人，其中一半被俄國抓到西伯利亞，大多慘死；另一半被英國流放澳大利亞。英蘇聯軍同時決定將禮薩．汗驅逐出境。在盟軍的壓力下，1941年9目16日上午9點多一點兒，當時的伊朗首相福魯吉在眾議院向主體議員宣讀禮薩．汗的文告：“朕，伊朗國王，遵奉真主和國家的旨意，在此莊嚴宣告引退，並讓位給我的愛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9點30分，這個文告被眾議院批准。10點多鍾，禮薩．汗把他的長子巴列維叫到他的身旁，滿懷深情地說：“如果你能夠及時地宣誓就任國王，這是當務之急，你一定要竭盡全力，保住伊朗孔雀寶座。他們會千方百計地要把你從國王寶座上攆走。所以，你就得要有耐心，並且善於審時度勢，看風轉舵。這次戰爭總會結束的。當戰爭真的結束時，你一定要仍然是伊朗國王。到了那時候，你就有揚眉吐氣的一天。”下午3點15分，巴列維在眾議院宣誓就任國王：“朕，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伊朗國王，在真主和祖國面前，謹向祖國和憲法宣誓效忠。”15年前，他父親也就是在這裏宣讀過這樣的誓詞。

21歲的新國王巴列維宣誓就任國王後立即急匆匆地趕回王宮，去拜見被迫遜位的父親。巴列維趕到王宮時，他父親禮薩．汗已在10分鐘前離開了王宮，踏上了流亡的征途。行前，他裝了一小包伊朗國土帶在身上，從此，巴列維再也沒有見到他的父親，兩年多以後，即1944年3月，禮薩．汗在流亡地毛里求斯島死去，魂歸異域。

禮薩．汗去世36年以後，他的繼承人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也與其父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逃亡異域，喪命異邦。父、子兩代國王，殊途同歸，生命的結局竟然如此相象，耐人尋味，令人感歎。

　肯尼亞 茅茅起義　

英文名：Mau Mau（意為茅茅黨或其黨員）。肯尼亞的叛亂（起義）者，亦稱土地自由軍。1950年被鎮壓。 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土地問題日益尖銳，爆發了茅茅運動。茅茅運動及其遊擊隊伍“土地自由軍”(Land and Freedom Army)勢如燎原，殖民當局於1952年宣布“緊急狀態”，1953年取締非洲人聯盟，禁止非洲人的政治活動，並逮捕了肯雅塔及其他5名“非洲人聯盟”領袖。經過三年的軍事鎮壓，1956年遊擊隊主要領導人德丹﹒基馬蒂(Dedan Kimathi)被捕，茅茅運動終於漸漸平息。據說，整個茅茅運動期間，歐洲移民被殺死的不到50人，而非洲人死者在萬人以上，其中主要是吉庫尤人，因為最主要的茅茅運動者和同政府合作者雙方都是吉庫尤人。 茅茅(The Mau Mau)原本是吉庫尤人一種秘密集社活動，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利用這種形式，組織群眾，起誓結盟，懲辦殖民者以及同他們合作的非洲人酋長。殖民當局逮捕肯雅塔和其他一些“非洲人聯盟”領袖，以操縱茅茅叛亂的罪名判處肯雅塔10年徒刑。其實肯雅塔對茅茅情況所知不多，他本身曾因“保守主義”受到茅茅激進分子的威脅。肯雅塔自始至終否認同茅茅有任何牽連。 在茅茅運動壓力下，殖民當局在5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一些改革：政治上給非洲人以更多代表權，經濟上實行某種土地改革。1955年開始實行“施維納頓計劃”，使非洲人比過去有較多機會得到土地，並鼓勵非洲人農民種植經濟作物。1960年又開始實行“土地轉讓計劃”(又稱“安置計劃”)，規定原為白人獨佔的“白人高地”向非洲人開放。 經過茅茅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傳播到肯尼亞大部分地區，在吉庫尤人和盧奧人社會中尤其活躍。

茅茅起義

茅茅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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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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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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