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

《蔣介石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陸續對外開放，已引起國內近代史學界的廣泛關注。《日記》的開放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視窗，增添了許多新資料。蔣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期間撰寫的日記，雖對當時一些關鍵人物和事件的記述過於簡略，或者是有意隱匿，致使後人研究這個重大歷史事件頗感困難。但蔣介石作為西安事變重要當事人，他當年撰寫的日記，仍不失為研究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貴資料。況且，這份原始日記，較之1937年初他命陳布雷代筆的用來作宣傳使用的《西安半月記》更接近於真實，史料價值更高些。《日記》的開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把西安事變的研究再向前推進一步新的契機。

西安事變是蔣介石逼出來的

釀成西安事變的原因，周恩來早在1946年紀念西安事變10週年時就指出：在東北淪喪、華北危亡之秋，全民奮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種潮流“ 已無可阻止”，可是“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成的”。蔣在事變前夕《日記》裏披露的事實，可以印證周恩來的這個論斷。

蔣介石親臨西北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並未收到成效。張、楊（特別是張）堅持要求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甚至當面斥責蔣下令槍殺參加紀念“一二九 ”集會遊行的西安學生的行徑。張本來有恩于蔣，蔣在剷除異已、統一中國過程中，得到過張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變後，政見上的分歧和對立，導致昔日這對情同手足的摯友漸行漸遠，甚至反目成仇。

面對外敵入侵，集國難家仇于一身的張學良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從蔣10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變爆發近兩個月時間裏，張無數次勸蔣停止剿共內戰、共同抗日，均遭到蔣的拒絕和痛斥。蔣對張的看法和態度，亦隨之驟變。12月10日，蔣在西安嚴詞批駁了張的抗日主張，拒絕了張率部赴綏遠抗日的請求。在當天的日記裏，他把張描繪成一個“小事精明，心志不定”的人，“可悲也”，並表示以後與“漢卿說話，不可太重”（以往他與張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他覺得12月10日“下午與漢卿談話”，結果“心甚悲憤”。蔣當面痛斥、謾罵張的那些重話，《日記》避而不談。第二天，蔣在黎天才面前發泄的那些對張的不滿言論和情緒，卻被黎天才記錄了下來。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早年參加中共，曾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從事工人運動。四一二事變後他被捕叛變，投靠奉系，後被張學良重用，成為張情報工作的主持人，西安事變前任西北“剿匪”總部政訓處副處長。事變爆發後，張、楊發表的八項救國主張通電就出自黎天才之手。黎成了張的重要心腹和謀士。對張身邊的這樣一位情報高手，蔣十分青睞，極力拉攏，企圖使黎效忠南京，成為自己埋藏在張身邊的一個耳目。

12月11日的《蔣介石日記》記載：“黎天才與孫蔚如（楊部）二人忽來求見。其實此二人乃張、楊派來探察余是否仍在行轅也。”這是蔣介石的無端猜想。其實，黎天才12月11日到臨潼華清池面蔣非是主動“求見”，而是被蔣“召見”。對此，黎在其《自傳》中有詳細記載：“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蔣孝先忽由臨潼給我電話，說蔣要見我，我當時請示了張，去不去？張說為什麼不去，聽聽他說些什麼。”黎到華清池剛被叫進屋，蔣的態度還算和緩，讓黎與他並肩而坐，對黎說：“數年來，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學生。”接著，蔣嚴厲譴責張學良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問黎：“你知道張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幹什麼？”黎答：“張副司令對委員長居心無他，他近來的抗日主張，乃由於其所屬幹部一般情緒反映。”蔣不相信，說：“這都是共產黨代表你們製造的假士氣。”還說：“如果真有這種情緒，九一八事變之後，隨時都可以和日本人拼命，何至鬧到今天這種局面？”蔣對西安出版的報刊公開點名批評他十分惱火，說：“我走遍全中國，沒有一個省份的報紙來批評我，我不想在我最信任部屬管轄區域，居然有此等現象發生”，“一個好好的西安城”，被你們“鬧得這樣烏煙瘴氣”。他問黎天才：“聽說此前被驅逐出境的那個高崇民，又秘密地回來了，是嗎？”他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名單，其中包括高崇民、孫銘九、應德田、栗又文等。蔣問黎天才：這些人“是不是都住在張副司令公館裏”？張學良身邊的這些人，蔣視為眼中釘，稱作“壞分子”、“惡化分子”、“勾結共產黨為非作歹的人”，必欲去之而後快。蔣介石對張學良在處置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遊行事件中，既代表當局安撫學生，又代表學生向蔣提請願要求的做法耿耿於懷，極端反感。他對黎天才說：張“做兩方面的代表，這真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話……我看他的腦子是被這批惡化分子攪亂了，你回去勸他清醒清醒，告訴他，一人絕對不能代表兩方面”。蔣再次強調反對張、楊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對黎說：“我明白對你說，打不完共產黨，就談不到打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都在我手裏。你們附和共產黨的宣傳陰謀，對國家是嚴重的犯罪。”黎委婉地回答說：“往年委員長在南昌的時候，常常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說法，我認為時至今日客觀情勢和以前不同了，今天應該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便夠了。”蔣聽到這裡，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我對你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頂天立地做一個人是不容易的，假設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就應該無條件地服從我——忠實于我。”

正因為蔣介石10日下午當面痛斥和謾罵了張學良，次日又在黎天才面前發泄了對張學良的強烈不滿，11日晚間軍事會議和聚餐時他發現“漢卿今日形態之奇異”、“形色匆忙，精神慌[恍]惚”，便認定是因為“彼聽得余對黎天才訓誡之言，使彼心不安”；或者是“其為昨日聞余切訓，使彼不樂而已”。蔣對張頓起疑心，擔心發生意外，有意喚待從室主任錢大鈞前來，叮囑他對“行轅警衛應特別加嚴”。然因睡眠時間已到，未召錢來。蔣的生活習慣是每晚10時前入睡，過時會失眠。

蔣介石認為，張、楊此前不積極“剿共”，使紅軍在西北的勢力壯大；現在又不接受他新提出的進剿計劃，便決定將他們及其所部調離西北，派自己的嫡系部隊中央軍來西北“剿共”。事變前，蔣的重要將領蔣鼎文、衛立煌、陳誠、朱紹良、陳繼承、萬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蔣準備任命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接替張學良的職務；同時，擬任命衛立煌為晉陜寧綏四省邊區總指揮，任命朱紹良為西線總指揮官，任命陳繼承為南線指揮官，陳誠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蔣介石在 12月10日的日記裏明確地寫下了他近期要做的八件事，其中第一、二項是派中央軍進駐陜甘。萬耀煌部一個師已入陜進駐咸陽；“陜南派廿八師進剿，抑派四十師乎？”“樊軍決派陜北”。樊崧甫部第四十六軍，西安事變前駐防于隴海路的潼關與洛陽間，當時是派往陜北最近的中央軍。蔣介石預定要做的第四件事是“發表蔣衛名義”，公開發表蔣鼎文、衛立煌的上述職務，這就意味著張學良、楊虎城被完全取代，進攻陜甘紅軍的指揮權完全落入蔣介石及其親信手中。《日記》的上述記載，說明當時坊間傳說的蔣讓邵力子囑《大公報》記者發表蔣已調蔣鼎文、衛立煌等來陜，接替張、楊剿共的消息，並非空穴來風。

蔣介石為了推行其新的進剿陜甘紅軍的計劃，落實上述部署，12月11日晚在其行轅（臨潼華清池）舉行軍事會議，“召集張（學良）、楊（虎城）、于（學忠）及中央各將領”參加。楊虎城和于學忠因準備次日淩晨的“兵諫”行動託辭缺席。

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在他對張、楊採取行動前，他就成了張、楊的“階下囚”。

<節錄自 中國經濟網>

誰打響了西安事變第一槍

2006年紀念西安事變70週年時，《鳳凰週刊》（2006年第36期）的一篇署名文章提出了這個問題。2008年11月24日《北京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更直白地說：西安事變“捉蔣”的“主將是王玉瓚”。

在東北軍兩個衛隊營共同參加的攻打華清池、捉拿蔣介石的戰鬥中，以王玉瓚為營長的衛隊一營和以孫銘九為營長的衛隊二營，在進攻的時間上孰先孰後？在這場戰鬥中的貢獻和功勞上孰大孰小？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忿忿不平，《鳳凰週刊》署名文章作者頗為感慨地寫道：“從西安事變到1979年，長達40年間，王玉瓚捉蔣的經歷鮮為人知。與此同時，當年的二營營長孫銘九，先後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關於他自己捉蔣過程的文章”，並指出：“此前，關於西安事變的細節，眾說紛紜。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在眾多史書的描寫中，成為率兵打進華清池頭道門並活捉蔣介石的‘英雄’。”作者僅僅根據王玉瓚家屬提供的資料，就聲稱王玉瓚在12日淩晨4時許率兵衝入華清池二道門，與蔣的衛隊開戰後，“二營孫銘九部的50余人，才趕到二道門內加入戰鬥”。據此，他“認定最先進攻華清池的是衛隊一營的加強連”，臨潼捉蔣的主將是王玉瓚。

誠如兩篇文章作者說的那樣，相當長時間裏，國內出版的回憶錄或史學論著，在談到西安事變捉蔣時，大多只提孫銘九的衛隊二營，不提王玉瓚的衛隊一營。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不全面、不公平的。可是，為什麼會是這種局面呢？真如他們所寫的那樣，是因孫銘九杜撰的那些文章造成的嗎？我們認為值得認真研究。

歷史事實是東北軍的兩個衛隊營都參加了攻打華清池、捉拿蔣介石的戰鬥，在這場戰鬥中都發揮了作用，立下了功勞。但是不能把兩者的作用和貢獻等同看待，更不能主次顛倒。大量史料表明，孫銘九的衛隊二營在這場戰鬥中肩負的是主攻任務，他們發揮的作用與貢獻更大些。我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一提到臨潼捉蔣，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孫銘九、衛隊二營的原因所在。上述結論，有下列事實為證：

其一，張學良對捉蔣所做的戰鬥部署。張學良深知，對蔣實行“兵諫”，就好像“把天捅個窟窿”，必將驚天動地，舉世震驚。因之，事先他在極端秘密的狀況下和極短的時間內，做了認真、細緻的準備，特別是對挑選直接去華清池捉蔣的人慎之又慎，既要考慮是否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又要考慮對自己是否絕對忠誠，是否聽從指揮。經再三斟酌，張決定派衛隊二營七連去華清池捉蔣，但考慮到營長孫銘九缺少作戰經驗，特派飛機把遠在甘肅平涼的東北軍一○五師二旅旅長唐君堯接來西安，擔任內線作戰總指揮。12月11日下午，張學良向唐交代作戰任務，說：“我派衛隊二營第七連跟你去，連長張萬山，人很幹練。另外有騎六師師長白鳳翔、團長劉桂五也去，他倆很有膽量，槍法很準，發揮他倆射擊術的特長，一槍一個，就可以很迅速地突進院裏。第七連的弟兄們也接受過充分訓練。孫銘九營長也隨隊照料，這樣你就可以放心了。”當天傍晚，張學良又把負責守衛華清池的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召至公館，命令守衛華清池頭道門的衛隊一營加強連屆時也要參加戰鬥，協同作戰。

張對派去直接捉蔣的指揮人員都分別談過話，還親自帶領白鳳翔、劉桂五以謁蔣為名到華清池蔣的住處，讓他們熟悉那裏的地形。

其二，張學良對孫銘九更加信賴。王玉瓚、孫銘九作為東北軍兩個衛隊營的營長，都深得張的信任和重用。但比較而言，張對孫銘九更加信賴。孫銘九當時是東北軍中少壯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對張忠心耿耿，是張的重要親信。1936年夏張為聯共抗日，成立了一個秘密的核心組織抗日同志會，孫銘九擔任這個組織的行動部長。凡有重要、機密的任務，張往往都派孫銘九去完成。1936年4月，張去延安與周恩來會談，孫銘九作為隨從參謀陪同前往。同年8月28日，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特務逮捕了“西北剿匪”總部的人員，張聞訊勃然大怒，立命隨行參謀室負責人孫銘九率衛隊營一個連前去查抄省黨部，解救被捕人員。接著，孫銘九作為中校隨行參謀轉任衛隊二營營長。中共與紅軍的代表來西安會見張學良，張大多是責成孫銘九負責保護與接待，有時索性就安排在孫宅住宿。就以這次華清池捉蔣來說，只是到了12月11日傍晚張在院裏偶遇王玉瓚，才喚他進城到張公館，向他交代這項任務；而對孫銘九，則在幾天前張、楊確定對蔣實行“兵諫”後，就讓他參與了準備工作。

其三，《蔣介石日記》詳細記述了蔣介石12日清晨逃離華清池、在驪山被捉的大致經過，並明確無誤地寫明瞭逮捕他的人是孫銘九。蔣寫道：聞槍聲，知東北軍“叛變”，跳墻時摔傷腰部，在衛士攙扶下艱難逃至山巔，遇東北軍密集火力阻擊，無奈退回山腰，藏于一岩穴中。後來“叛兵乃登山搜索，行至余穴之前後者約二次，並未發現。忽聞離余穴約二十余步之外，有人被執，與叛兵問答，余聞其音，乃知為（蔣）孝鎮，尚在余之附近，不忍離也。余乃知孝鎮被執，則余穴必發覺，以叛兵皆知孝鎮為平日侍余最忠實之侍從也。叛兵乃在其附近盡力搜查。在余洞穴之上，聞一叛兵曰：‘這裡有一個著便衣的。’另一叛兵曰：‘此必委員長。’前一叛兵應聲曰：‘先擊他一槍再說。’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亂！’余聞此言，乃知叛兵中尚有能明大義者。少頃，叛兵即問曰：‘你是誰？’余應之曰：‘余即蔣委員長。’問曰：‘你是委員長嗎？請委員長暫駐。’余曰：‘余為蔣委員長，今既為你等所執，你應即可將余槍斃，但余尚為你之上官，除槍斃余之外，你不得對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為我們中國救星，又為我國領袖，我們無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帶我們抗日而已。’此時，叛兵向天空連發三槍，聲言委員長已在此地，未幾有一營長前來，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乃問其姓名，彼答余乃沈鳴九（應為孫銘九）……乃知圍攻行轅部隊，為張之衛隊第二營”。蔣介石與孫銘九和王玉瓚均無任何瓜葛，蔣不會偏袒或褒貶他倆中的任何人。蔣《日記》中的上述記載應該是真實的。

《鳳凰週刊》署名文章作者認定王玉瓚是“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人，是臨潼捉蔣的主將，一個重要根據是1981年全國政協文史辦為紀念西安事變45週年而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他說“與會諸多當事人”“撥去歷史的重重迷霧，認定最先進攻華清池的是衛隊一營的加強連。即是說，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是王玉瓚。”果真如此嗎？請看事實：張魁堂（原全國政協文史辦負責人，也是1981年那次座談會的主持人）無論是在1990年發表的《臨潼扣蔣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揮官》（見《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1輯）一文中，還是在1994年出版的有關西安事變的專著裏，他根據這次座談會核實的資料，寫了扣蔣經過：“張學良早在 9日即向王以哲、劉多荃宣佈扣蔣決心，並擬定了內外兩線部署……內線由第二營派一個連去華清池扣留蔣介石，由原守衛華清池大門的衛隊第一營營長王玉瓚協同作戰……內線部隊因孫銘九得訊比較早，已先後於9日、10日兩天將一連多隊伍推進到灞橋鎮宿營。11日下午，張學良從華清池回西安時，要衛隊第一營營長王玉瓚隨他進城，交代他夜間協同第二營執行捉蔣任務。12日淩晨2時，王玉瓚乘摩托車出發，令駐十里鋪的騎兵連與灞橋鎮的手槍排急行軍跟進……隊伍抵華清池後，衛隊第一營撤去大門警戒，並收繳駐禹王廟憲兵的槍械。3時40分，扣蔣隊伍進入華清池，二道門衛兵抵抗，被擊倒。第一、第二營隊伍擁入二道門，從左右兩方面展開攻擊……第二營的隊伍先衝進五間廳，發現蔣介石已不見了……”“搜山令下，衛隊第一、第二營在華清池已集中了約600人的隊伍，拉開距離向驪山方向搜索……孫銘九聽見士兵喊聲，立即走上前去，只見蔣介石身穿古銅色綢棉袍，白襯褲，光著一隻腳……”

究竟誰是攻打華清池“捉蔣”的主將，誰是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人？讀了上述事實，讀者自己可作出結論。
<節錄自 中國經濟網>

蔣介石在西安怎樣獲釋的

眾所週知，蔣介石在西安獲釋是因為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可是回到南京後，他為了政治需要，竟隱瞞和掩蓋事實真相，急急忙忙拋出了一篇“對張、楊的訓話”，說什麼他獲釋返京是張、楊在他的“偉大人格”感召下“勇於改過”的結果。為了澄清事實真相，西安方面對蔣的上述言論進行了批駁。中共中央1936年12月28日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聲明，嚴正指出：蔣介石是“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的。聲明列出了蔣所允諾的六項條件，並提醒蔣不要忘記：“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楊虎城1937年1月8日的聲明也披露了蔣在離陜時的親口承諾“有我在，決不任再起內戰”。

西安事變前，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由東北而華北。為挽救民族危亡，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左”傾政策，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極力謀求與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為此，中共曾多次發表宣言、通電、《致國民黨書》，並通過多種渠道與國民黨的代表進行接觸和談判。由於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方針，上述種種努力，均遭拒絕。1936年蔣親到西北“剿共”前線督戰，張、楊（特別是張學良）多次勸諫蔣停止“剿共”內戰、共同抗日，也同樣遭到拒絕甚至痛斥。

如此頑固不化的蔣介石，為什麼在事變發生後短短十來天裏，就能改弦更張，接受張、楊提出的條件呢？近年面世的蔣介石《日記》，尤其是宋子文的《西安事變日記》，為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可靠資料。

蔣介石被捕伊始，態度依然頑固。他不吃、不喝、不開口，拒絕與張學良、楊虎城對話。其態度出現鬆動是在端納到達西安之後。作為宋美齡的使者，端納來西安的使命是探查蔣介石人身是否安全。他到西安親眼目睹了蔣介石人身安全，聽取了張、楊關於西安事變真相的介紹。端納不贊成張、楊的“兵諫”行動，但支援張、楊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他勸蔣改變態度，接受張、楊救國主張，並說只有這樣才能離開西安。蔣從端納的口中了解到張、楊“兵諫”的善良動機，知道了他們並無傷害自己的意思，於是其態度開始變化。14日，蔣搬離新城，遷到更加舒適安全的高桂滋公館。17日，蔣同意派蔣鼎文攜帶他的手令飛回南京，令何應欽停止對西安轟炸三天；並開始與張討論他們的八項救國主張。張、楊為使蔣便於接受，作了妥協，將八條改為四條：“一、改組國府，採納抗日分子；二、廢除塘沽、何梅、察北協定；三、發動抗日運動；四、釋放被捕七人。”蔣17日在被扣留的情況下同意了上述四條。後來當他得知南京16日對西安發出了討伐令，何應欽被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討逆軍”逼近潼關時，迷信“軍事解決為唯一之途”的蔣介石于20日晨“改變主意，謂其不會在脅迫下接受任何條件”。

蔣介石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並開始與中共代表周恩來會談，是宋氏兄妹來西安之後。宋子文到西安前，對事變真相不甚了解；救蔣應該採取哪種方式，他“在政治解決與軍事解決間搖擺”。宋子文12月20日到西安後，經過實地調查和對時局的分析，認識到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已結成“三位一體”；這個“三位一體”精誠團結、堅強有力，企圖對它進行分化瓦解或軍事進攻都是徒勞的。到達西安後第二天，他在《日記》裏寫道：

“一、此次運動不僅係由張、楊二人所發動，而且亦得到全體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援。張楊至為團結，南京方面許多人計劃並希望二人分裂，此不僅不可能，且充滿嚴重危險。

二、張、楊與中共兩方面軍隊聯合一起，將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團，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標一致之條件下，他們完全可以固守戰場數月。

三、中共已毫無保留地將命運與張、楊維繫在一起。”

宋子文認為，南京討伐派的軍事行動，不但不能救蔣脫險；相反，使“委員長（蔣介石）性命正處於危險之狀態”。南京軍隊的進攻即或能得逞，西安聯軍“他們…… 若其遭受失敗之打擊，他們甚有可能挾持他（蔣）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們可能變成一夥暴徒，並在暴徒心態下殺死他”。張學良曾“直言不諱”地告訴宋子文，事變後成立的領導機構“已經決定，若一旦發生大規模戰事，為安全起見，他們將把委員長交給中共，這決非憑空之威脅”。

原來在政治解決與軍事解決之間搖擺不定的宋子文，通過對各方力量的分析和“實地細量”，很快拋棄了依靠軍事解決的念頭，開始“堅信，拯救中國”也是營救蔣介石的“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決”。

經過宋子文對形勢的透徹分析和對利害的指明，蔣介石的態度有了明顯變化。張學良根據自身的體驗說，自從宋子文見蔣後，蔣的態度“漸次通情達理”。蔣答應張：“允其軍隊開往綏遠”；“召開大會討論四項條件”；“改組陜西省政府，由楊虎城提名人選”。

宋子文12月21日返回南京，22日又匆匆飛來西安，同行者有宋美齡。幾天來，蔣介石覺察到結束事變，他安全獲釋，“此事癥結在於共產黨”。當晚，蔣任命宋氏兄妹作為他的代表去會見此前他一直拒見的中共代表周恩來，並舉行會談。蔣提出的談判條件是中共“（1）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2）取消紅軍名義。（3）放棄階級鬥爭。（4）願意服從委員長作為總司令的指揮”。蔣讓宋氏兄妹告訴周恩來，他“一刻亦沒忘記改組國民黨之必要”；保證“三個月召集國民大會”；“ 如有必要，他可讓蔣夫人簽具一份保證：改組國民黨後，如中共服從他，他對中共作出如下保證：“（1）國共聯合。（2）抗日容共聯俄。（3）他將給漢卿發表手令，收編紅軍，收編人數將視其擁有武器之精良度來決定。”


12月23日，根據蔣的安排，宋子文與張學良一起先會見周恩來，主要聽取周闡述中共的方針政策。周批評國民黨“在陜、甘地區”“屯兵50 萬圍剿中共”，而派往抗日前線綏遠的軍隊僅兩個師還未參戰。周恩來鄭重表示：中共在其《致國民黨書》中已同意放棄（赤色）宣傳，原則上同意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作戰。“若委員長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參加改組後的政府。中共將為共同的事業而戰。”至於紅軍改編後的人數，“不應僅限定在 3000至5000人之間”，此前“陳立夫已經代表委員長同意，紅軍可擁有3萬人”。中共要求“保留軍事系統，此亦應不困難，因不管怎樣，在委員長自己的系統外，已有如此其他軍事系統”。周恩來還說，中共支援蔣介石抗日，並不是單純地支援他個人，“而係出於民族之大義”。“他說，上述這些條件合情合理，與數月前向國民黨方面所提條件完全一樣，他們並未因西安事變而增加一絲籌碼。”周恩來在發言中還揭露了南京當局內親日派的陰謀活動，他說：“就在中共與張、楊諸人一起竭盡全力，以圖結束西安事變事件時……南京有些要員正擺酒設宴，拉幫結派，準備奪權，企盼委員長永不返回。”

12月23日下午，張、楊和周恩來與宋子文會面，著重討論了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分子問題。張、楊、周極力勸說宋子文出來組閣或親自掌握財政部；並醞釀討論了外交部、軍政部和海軍部部長的人選問題。宋子文和宋美齡向蔣介石報告了會談的結果，蔣答應：

“一、他將不再擔任行政院院長，擬命孔博士擔任。新內閣絕不會再有親日派。

二、返回南京後，他將釋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設立西北行營主任，由張負責。

2.同意將中央軍調離陜、甘。

3.中共軍隊應當易幟，改編為正規軍某師之番號。

4.中日一旦爆發戰爭，所有軍隊一視同仁。

四、1.派蔣鼎文將軍去命令中央軍停止進軍。

2.將與漢卿討論雙方共同撤軍，在離開西安後，他將發表手令。”

蔣的上述表態，表明他已基本上接受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張、楊、周對蔣的上述態度表示滿意。當晚，周恩來會見宋美齡，並與蔣介石寒暄了幾句。蔣在當天日記裏寫道：“夜間十時許，妻帶周來見。此時余實已睡覺。余與之握手。一別多年，未免生情……余僅曰：‘你如有事，可與漢卿詳談，余已屬〔囑〕其與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別而出。”

雙方條件大體談妥後，釋蔣問題提上了議程。宋氏兄妹強烈要求12月25日（耶誕節）前使蔣回到南京。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西安內部出現了分歧。張學良主張，蔣既已表示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就應立即無條件地放他走。楊虎城一直主張有條件地釋蔣，他擔心沒相當保證，蔣回南京後難免不對事變發動者進行報復。張、楊的部下大都主張有條件釋蔣。中共亦主張有條件釋蔣。當時西安的城防主要由十七路軍的部隊掌控，楊的態度對蔣當時能否安全離陜至關重要。宋氏兄妹極力給張學良施加壓力，督促他做楊虎城的工作。張學良在想方設法說服楊虎城的同時，又暗中謀劃躲過楊，秘密將蔣宋夫婦二人送出西安脫險的方案。蔣、宋認為，此方案有損他們的威嚴與臉面，斷然拒絕。宋氏兄妹認為“中共手中掌握著開啟時局之鑰匙。若其與我方達成一致，則我們就可以勸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宋子文竭力懇請周恩來幫助說服楊虎城，周“答應盡其所能”。宋在《西安事變日記》中說：“ 正是他最終說服了楊。”這個記載是否真實和準確，值得進一步研究。因為當時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堅持有條件釋蔣，不同意當天無條件放蔣走。25日蔣走後三小時，周恩來、博古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釋蔣情況時說：“宋堅請我們信任他，他願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指蔣、宋答應的條件——筆者注），要蔣、宋今日即走。張亦同意並願親自送蔣走。楊及我們對條件同意。我們只認為在走前須有一個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但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

在蔣離開西安返回南京的當天上午，經宋氏兄妹力促，周恩來與蔣介石會晤。蔣在當天日記裏有簡略記載，他對周表示：“若爾等以後不再破壞統一，且聽命中央，完全受余統一指揮，則余不但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周答曰：‘紅軍必受蔣先生之指揮，而且擁護中央之統一，決不破壞。’”當天19時，周恩來、博古向陜北中央報告周、蔣會晤情況時說：“（乙）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